大咖专访

首次发表的戴厚英生前专访我们怎么安顿自己的灵魂

2019-11-09 11:47:3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张英

在整理我的书稿的时候,从资料库里找出了这篇没发过的访谈。

戴厚英是一个我尊重的女作家。戴厚英,当代著名女作家,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是她的处女作。其代表作《人啊,人!》曾在文坛引发强烈反响。该书重版多次,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意、日、韩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戴厚英,生前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96年8月25日在上海家中遇害,享年58岁。她在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一部还没有完成的自传。

这篇专访是1995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完成的,现在首次发表,这里是第一部份。

首次发表的戴厚英生前专访我们怎么安顿自己的灵魂

记者:自从78年您的《诗人之死》、《人啊,人》两部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之后,就很少看到您的作品,请问您这些年还在写作吗?出版了哪些作品?

戴厚英:我一直在坚持写作,只是很少有机会在公众场合露面。这十几年来我前后出版了一些作品,如长篇小说《脑裂》、《空中的足印》、《悬空的十字路口》,中短篇小说集《铁链是柔软的》、《落》,散文集《结庐在人境》、《性格与命运——我的故事》、《戴厚英随笔》。

最近,我的系列长篇《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第一、第二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番》已出版,第三部将在明年问世。《人啊,人》和《诗人之死》也由太白出版社重版了。

记者:这么说,您还是一位相当高产的作家。能不能请您把你的作品大致归纳一下,结合谈谈您的创作走向?

戴厚英:我觉得我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我表现色采较浓,如当时所写的《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印》等作品。这一阶段我主要描述我身旁的人和事,借以表达几十年的人生思考,体味到的不平和从中感悟到的哲理。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了五年。

第二阶段从对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思考转向对整个民族一般民众的思考。《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等几部作品就是这样。《流泪的淮河》三部曲是安徽淮北平原的土地和人的生活记录,作为安徽人,我为故乡的历史性变革感到自满。

首次发表的戴厚英生前专访我们怎么安顿自己的灵魂

我矢志坚持真理,说真话写真情实感是我的特点。我最初因写作而招致的批判并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更没有因之失去我的独立人格。我不会在压抑下低头,只有在感觉到自己的毛病时我才会退却。回到故乡后我就在思考,我是不是太侧重自己的灾害了?我是不是应当看宽阔一点,写写老百姓和几十年的历史、文化?我的家乡在阜阳,那块土地上出了很多名人,老子、庄子、管仲、3曹都是那儿的人。

《流泪的淮河》也是我献给故乡的礼物,一、二部已出版了。在创作上我力求进行心灵的超越,沿着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路在走。而现在,观念、思潮乃至人文环境都变了。道德沦丧、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我觉得现代人的精神彻底失落,被欲望所操纵,变得没有控制。

我不知道住包房住总统套房整天花天酒地的人们每天活着是不是很充实,是否是感到心安理得,但我知道在离都市不远的山区,那儿的人们还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呀!还有那么多的失学儿童。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冲突相当剧烈。人现在失去了安全感,忘却了尊严,开始变得浮浅、厚颜。到处都在讲“活得萧洒”、要“潇洒走一回”,可是什么是萧洒?目的是什么?我们的青少年们讲拿青春去赌明天,怎么个赌法?目的又是什么?

首次发表的戴厚英生前专访我们怎么安顿自己的灵魂

记者:您是否是非常失落?现在有关人文精神失落、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非常多,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戴厚英: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彻底失落,我感到苦恼,我甚至因此变得孤独,痛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感到需要找一个归宿,安抚自己的灵魂。

从1990年开始,我着手有目的地大量读书。我们的社会好象是出岔了,对精神文明相当冷漠,只顾安排自己的躯体,没有灵魂地活着。我认为人在现代社会里需要一种精神源泉,需要一种精神的超出。生活中痛苦太多,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同时一个未开拓的世界也在我们眼前。因此灵魂需要净化,人应该有更高的关怀,应该着眼于社会、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在更大的背景、更高的层次上去思考: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回到文学,我乃至觉得文学即是一种宗教。用整个心灵去写,真诚地写,这便是目前我所皈依的。至于读书,我现在是广泛浏览。儒家,掸学、佛经、古兰经、《易》,我全读。

经过两年的沉淀以后,我对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相当大。我感到一段时期来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与社会出现了断层,现在又重新联结起来了。传统文化正是城市人当下所缺少的。在读书的进程中我常常悲喜交织,深受感动。我感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文化逊色。五千年的民族文化绵绵不绝,对西方文化构成一种校正。展望未来,中国文化一定会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有生命力的严肃作家,多是“文革”中被打倒、下放过或是住过牛棚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痛苦是作家必须经历的呢?

戴厚英:我珍惜过去的那些经历,但真正有才华的作家,其实不需要痛苦的经历,他应当把别人的、人民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如托尔斯泰,他把全部俄罗斯的灾害,人类的灾难,当成他自己的灾难。如《复活》里富家少爷调戏了一个丫头,这在有些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很难受,写成了一个中篇,又写了一个长篇《复恬》,他自己有那种心灵。但从另一方面看,痛苦、磨难也是了笔财富,它让一个人苏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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